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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亚双雄,从相惜到“友尽”

2016-05-25 09:33 中艺联合文化产业网 我有话说 字号:TT

    春帆楼和谈,距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的第一次见面恰好过去了10年。初相识时,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,伊藤博文是日本参政兼宫内卿;李鸿章62岁,伊藤博文44岁。两人以忘年交的方式结缘。10年后,李鸿章咽下《马关条约》这枚苦果时,或许会想不通,为什么他对伊藤博文的情谊,却只换来凌辱?

!第一次见面惺惺相惜     1884年12月,日本政府利用清政府将部分驻朝部队调回参加中法战争之机,精心策划了朝鲜的宫廷政变,要求朝鲜国王成立亲日政权,这就是“甲申政变”。当时驻扎在朝鲜的清朝监军袁世凯,见形势不妙,果断率军进驻朝鲜王宫,迫使日方灰溜溜地逃回了国内。

    日本武的不成,就来文的。1885年2月,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出使中国,看看能否空手套白狼,从清政府手里骗取一点利益。伊藤博文在中国待了两个月,一开始,李鸿章本着照顾他的原则,指示只要日本不添乱,便给予一点实惠。4月2日,伊藤博文用中文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,说自己从北京到了天津,希望能与李鸿章见面。李鸿章十分欢迎,请他们前来会谈。

    这是两人第一次扳手腕。正是在这次会谈中,伊藤博文力劝李鸿章迅速改革内政,一语击中李鸿章的心事。看着比自己年轻18岁的对手,李鸿章多少有些英雄惜英雄的感慨。为此,他专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——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》,认为“该使久历欧美各洲,极力摹仿,实有治国之才,专注意于通商、睦邻、富民、强兵诸政,不欲轻言战事,并吞小邦,大约十年内外,日本富强,必有可观”。应该说,李鸿章的分析与判断不无先见之明。就在当年12月,伊藤博文成为日本首位首相兼任宫内大臣,着手制定宪法,将已经进行了17年的明治维新推向更深的层次。

    伊藤博文也对李鸿章印象深刻。10年后,伊藤博文对清政府代表团成员伍廷芳“私语”道:“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,至今思之犹悸。”正是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,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敬佩之情,成为两人建立私人联系的基础。

    尽管两人互相欣赏,但彼此地位还是在谈判中高下立判。李鸿章因胜券在握,显得高傲异常。当分歧过大,伊藤博文以“罢谈”相威胁时,李鸿章勃然变色,厉声喝斥道:中国并未有错,若谈判破裂,我就只好准备打仗了!伊藤博文悚然心惊,知道无便宜可占,只好悻悻然做了让步。

       最终,双方在4月18日签订了《中日天津条约》,其核心内容是:中日均勿派员在朝练兵,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,两国或一国要派兵,应先互相行文知照。实际上,此时袁世凯已经控制住朝鲜局面,日本无计可施,李鸿章本应抓住时机,巩固在朝优势,把日本人赶出朝鲜,以绝后患。但他多少出于爱惜伊藤博文才华,更加看轻了日本的野心,反而将中国的优势拱手相让,赋予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相同的权利,为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。这也是李鸿章首次为“友谊”付出的代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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